雁荡山是一座大美之山，也是一座充满禅意的传奇之山。 传说雁荡山的开山祖是十八罗汉的第五尊者诺矩罗，俗称静坐罗汉。他原是一名勇猛善战的武士，后来出家成为罗汉，但没有完全改掉战斗时的勇猛野性。为了摒弃他的粗野性格，佛祖让他择地静坐修行。临行前，佛祖对他说:“若行四方，当值胜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鸟名山，则其地也。” 诺矩罗率八百弟子云游四方。当他来到雁荡山时，发现此山以雁为名，山下有芙蓉村，且峰奇谷幽，山灵水秀，正是佛祖指点他静坐修行之地，于是“过四十九盘，结屋谷底，面湫水以居”，后在大龙湫开悟坐化。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佛祖指点罗汉择地静坐修行的故事，有人据此将雁荡山视为诺矩罗道场，认为雁荡山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禅隐之境。 “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这是雁荡山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久远的广告词。卷帙浩繁的《全唐诗》收录有在中国美术史上以画罗汉像见长的唐高僧贯休的诗章700多首，《诺矩罗赞》仅存这二句而未被忽略，足见其魅力。诗句中的“经行”和“宴坐”，都是佛教修心养性的方法。现藏日本高台寺传为贯休所作的《诺矩罗像》，被日本鉴定为的国宝。当年诺矩罗在雁荡山静坐修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雁荡山在开山之初很少有普通人家到达，只有以普度众生为己任的佛家才把目光瞄准这里，并且无比欢喜。释惟一诗云：“四海名山曾过目，就中此景难图录。山前向见白头翁，自道一生看不足。” 雁荡山最早是僧人醉爱的禅林，我们现在能查到有关雁荡山最早的历史地理记载，也来自僧人。宋淳熙年间，乐清县令袁采作《雁荡图序》，开笔就写“唐一行禅师所画南戒，盖至雁荡山而尽。” 唐高僧怀素在《与律公书》中写道：“雁荡，自古图牒未尝言。山顶有大池，相传为雁荡。下二潭，为龙湫。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驿。《西兰经》：‘诺讵罗尊者居尊旦东南大海际，山以鸟名，村以花名。’” 这段文字既有对雁荡山当时历史地位的记录，又有对雁荡山得名缘由的说明，还有对雁荡山交通地理及开山祖师诺讵罗等情况的描述，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山以鸟名，村以花名”后来被归结为雁荡山的代名词“花村鸟山”。 雁荡山有史可查的最早建筑也来自僧人。雪洞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洞内石壁上现还留有太守夏启伯在“唐开元二年九月口日”题写的石刻。雁荡十八古刹本觉寺，创建于唐会昌年元年（841）。唐咸通年间，高僧善孜入雁荡山碧霄洞，为观音洞开发之始。 种种迹象表明，“兴于唐，盛于宋”的雁荡山，最初是禅僧的天下。
历史的车轮辗转至宋，雁荡山开发规模逐渐增大，相继建成十八寺、十院、十六亭，梵宇林立，香烟辐辏，高僧辈出，法流不绝，影响日隆。这是雁荡山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 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永嘉僧全了进入雁荡山，次年建芙蓉庵；咸平二年（999）建常云院（今能仁寺前身）；继建罗汉寺、宝冠寺、古塔寺。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游僧神昭、行亮挈瓶荷锡，共访幽奇，历七日到达今灵岩寺所在山谷，在一岩穴中定居下来，后创建灵岩寺。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僧庆緃建净名庵；宋淳化二年（991），僧道法师建瑞鹿寺；宋祥符元年（1008），僧远发建双峰寺；宋天禧二年（1018），僧从吉建飞泉寺；宋天圣元年（1023），僧文吉居雁荡东内谷碧霄峰下建碧霄庵，后为灵峰寺。至宋庆历二年（1042）石梁寺建成，在短短的一个甲子时间，雁荡山先后建成17座寺院，加上唐代的本觉寺，后人合称“十八古刹”，见证了雁荡山的兴盛。 宋绍兴十二年（1142），经朝廷批准，雁荡山能仁寺改为禅院，并获皇帝赐额，成为当时全国30所最著名寺院之一，名列“教院五山”。据说，当时能仁寺有僧人三百，加上香客和游人，每天在寺院里用餐的有一千来人。 距离能仁寺不远的灵岩寺，当年有殿宇、禅房百余间，号称“东南首刹”，宋太宗赐御书经书，宋真宗赐额“灵岩禅寺”，宋仁宗赐金字藏经，名闻京师。 “名山超五岳以外，净土在二灵之间。”北宋名相吕夷简为雁荡山净名寺撰写的楹联，也是现在雁荡山可以读到的最早的楹联。 相传雁荡山瑞鹿寺建成上梁时，有鹿衔花而过，悠游不肯去。 宝冠寺是宋代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环境清幽、云雾缭绕，殿宇楼阁中都充满了禅意和灵光，终年游人如织、香火不断。《宋诗精华录》收有赵师秀写的《雁荡宝冠寺》诗云：行向石栏立，清寒不可云。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欲住逢年尽，因吟过夜分。荡阴当绝顶，一雁未曾闻。 宋人在雁荡山留下的诗文图画，不仅记录了宋代雁荡山梵宇林立的兴盛，也描述了雁荡山的清幽禅意，勾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禅隐雁荡。
禅隐雁荡，不仅有名寺，更有名僧。《浙江通志·雁荡山专志》记载宋代雁荡高僧有35人，其中不乏处谦、士珪、枯木祖元、从瑾、天目文礼、石溪心月、绝岸可湘、西岩了慧、横川如珙、无学祖元等名垂青史的高僧。 处谦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第十三世弟子，先后住持常宁、慈云、妙果、赤城、白莲等道场，后居雁荡山能仁寺，四十年间讲经不懈，登门者多达三千，虽然身在寺院却名动朝野，北宋名相王安石及诸搢绅竞作诗歌以赞其德。 士珪禅师是雁荡山第一位由朝廷任命的寺庙住持。据《浙江佛教史》介绍，士珪禅师初依大慈宗雅，研习《楞严经》，后南游谒佛眼清远，得法受印可。绍兴年间奉诏开山浙江雁荡山能仁寺。江心寺住持真歇清了特地过江迎接士珪，行九拜之礼，由是温州道俗对士珪翕然归敬。大众熟知的成语“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就是他在雁荡山能仁寺上堂讲经的原创。 天目文礼出世后初住临安广寿寺，次居雁山能仁寺，继迁南屏净慈寺。居雁荡山能仁寺时，浙南士大夫及信徒都喜与他交游请益。中年退居余杭良诸，朱熹闻讯，让主管机构请他再住能仁寺。当时朱熹、陆九渊等一批大儒，都热衷于阐扬道学，文礼禅师与他们一起交游，向他们直示禅宗心法。朱熹曾向文礼禅师请益“毋不敬”之义，文礼禅师便叉手示之。 横川如珙是南宋临济宗名僧，杭州南屏净慈寺首座，宋咸淳四年（1268），丞相钦仰其德，请住雁荡山灵岩禅寺。越四年，迁往能仁禅寺，后退隐雁荡山放牧寮。 宋德佑二年（1276），雁荡山迎来了一位名传千秋的高僧无学祖元。这一年，无学祖元因避战乱从临海来到雁荡山能仁寺。不久，元军杀进能仁寺，寺中众僧闻讯纷纷逃离，只有无学祖元一人端坐禅堂，面对高举屠刀的元军，神色泰然吟诵了一首《临刃偈》，“以致众兵悚闻，悔谢作礼而去”。 这是无学祖元一生最精彩的故事，也是影响日本武士道的传奇。后无学祖元应邀东渡扶桑弘法，在日本圆寂后获日本天皇敕谥“佛光国师”，并由后光严天皇加溢“圆满常照国师”。 至元十七年（1280），人称“小达摩”的元代高僧古林清茂慕名前往雁荡山跟随横川如珙参禅，在横川如珙的调教下精进禅修，成为元代禅门宗师，被仁宗皇帝赐号“扶宗普觉佛性禅师”，日僧入元求法“多以能入其门为荣”。其弟子竺仙梵仙应邀赴日弘法，不仅受到皇室尊崇，还对日本五山禅林的文学、印刷事业、禅林梵乐作出很大贡献。 民国年间，近代高僧谛闲法师率众信徒先后主持重建或修建雁荡山灵岩寺、普明寺、能仁寺等多个寺院。当代高僧梦参长老卖掉厦门精舍重修能仁寺，为续写禅隐雁荡添上精彩笔墨。 山因寺增色，寺因僧扬名。历经千年沧桑的雁荡山因为梵宇林立，高僧辈出，法流不绝，更显禅隐风范。雁荡山佛学因此与天台山佛学合称“台雁”，成为“东亚文化之都”的重要标签。据不完全统计，现日本保存着数量可观的宋元雁荡高僧墨迹，其中被日本鉴定为国宝的3件、列为重要文化财（日本文化遗产）的18件。无学祖元的代表作《临剑颂》，已成为日本五山文学的经典。 禅隐雁荡的光芒，还在于其得天独厚的山水曾接引历史上众多高僧大德，以及引导众多文人雅士进入佛禅世界，留下惊世佳作。 唐大历十三年，42岁高僧怀素在佛经中有关雁荡山的美妙记述怂恿下，背上行囊，云游雁荡，徜徉在奇峰、怪石、巨幛、飞瀑构造的神山之中，获取雁荡山所赋予的感悟与灵思，在一种极度畅快的心境之下，创作了震烁千古的草书经典《四十二章经》，完成了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升华。画坛巨匠徐悲鸿见到怀素创作的《四十二章经》，专门绘制了一幅《怀素写蕉叶图》，上书“藏真四十二章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诚当以书佛目之。” 清同治九年（1870）， 31岁的虚云大师从福建鼓山出发，行脚至温州雁荡山，得到雁荡高僧指点，转道奔赴天台山，学教于融镜老法师，开启全新的修行人生。 抗战期间，雁荡山僧竺摩法师辗转到港澳弘法，被誉为“港澳现代弘法第一人”；后赴南洋弘法，驻锡马来西亚近半个世纪，成为“大马汉系佛教之父”。作家木心在旧作《圆光》中写到弘一法师示寂前不久，曾上雁荡山。 “一代词宗”夏承焘对雁荡山也是情有独钟，称之为“家山”，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归隐雁荡之意。据《夏承焘年谱》记载，夏承焘在雁荡山期间，和灵岩寺住持成圆上人交往特别密切，经常和成圆上人及友人吴鹭山等在一起谈论天台宗、《华严经》《楞严经》，先后阅读肇公《物不迁论》《大宝积经》《大智度论》和熊十力《新唯识论》、圭峰《禅源诠》，以及《涅槃经》《阅藏知津》《宋儒与佛教》《大乘起信论》《菜根谭》等书籍，对佛禅进行深入研究。夏承焘在雁荡山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应成圆上人之邀帮助编辑灵岩寺藏经目录。 禅隐雁荡对夏承焘的人生和创作影响是深刻的，他在《紫霄曲》一词中写道： 屏开霞绮，有银河倒挂，家山画里。此生归兴属灵岩，何意扁舟梦西子。 猿公教我，乞紫霞片席，好安顿、吟魂稳睡。五车身后且休论，一壑自专聊窃比。 这首词不但赞美了雁荡山的如画景色，也表达了作者期望安顿雁荡山的心境。1986年5月，夏承焘在北京逝世后，友人遵其遗嘱，将其部分骨灰埋放雁荡山灵岩景区天柱峰西侧、紫霄障南麓的一片岩壁中，成为雁荡山人文景观。 当代美术史上“雁山尽是潘公石”的论说，就是雁荡山以人传、人以山显，名家名作与名山相互成就的新传奇。 潘天寿一生旷达不争，在20世纪30年代曾想出家为僧，远离世俗，面壁十年，悉心作画，在弘一法师的开导下才打消出家的念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潘天寿多次到雁荡山写生。据研究者介绍，潘天寿在雁荡写生期间，对雁荡山中古寺情有独钟，希望在纯净的禅理世界中寻得沉思，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雁荡山的钟声、古寺、落花流水等皆流露出淡淡的禅意，已触及潘天寿的内心。潘天寿的高明在于他创作的雁荡花石系列作品中并没有舍弃其对佛教及禅意的表达，而是将其与蓬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在迎合时代的同时进行了自我精神的表达。 1965年，潘天寿的《雁荡山花》被送往北京人民大会堂作铺壁；《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小龙湫一截图》等名作被广为传颂。因此，有人评说潘天寿再造了雁荡山，雁荡山也成就了潘天寿的艺术。潘天寿通过雁荡山开创了中国画的新格局，也将他的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潘天寿的真正艺术面目由此开始充分展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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