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中又说：

宗说通，理事融，破我执，第一功。

　　“宗说”的“宗”，是崇尚的意思，也就是宗教的宗。可是，佛教传入中国，由梁朝到初唐而演变成为大、小乘十宗，如达摩所传的禅宗，在习惯上都称“宗下”或“宗门”。但将天台宗、贤首宗、三论宗、法相宗，以研究这些教理为旨趣的人或寺庙，称呼为“教下”或“教门”。又因此，对专门研究戒律，或持戒严格，或传授戒法的地方，称为律下。所以《三字经》上，“宗说通”的“宗说”，就是指的禅宗的宗下，和研究教义的名为教下。

　　“宗说通”的“通”，在宗下就是开悟，在教下就是对教义的了解。佛弟子如果能够做到宗教兼通，自然能够“融”会“事理”，而不滞着于一边，那便是大善知识，了不起的人了。那么！如何才能够得上称为“宗通”呢？在这里讲一则禅宗的公案：

　　唐朝青州人香严智闲禅师，在湖南大沩山灵佑禅师座下参禅。灵佑禅师很赏识他，认为他器宇不凡，料定他将来必定是一个法器，因此有心栽培了他。他在灵佑禅师座下参学很多年，有一天，灵佑禅师忽然叫他到座前说：“智闲，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下一转语试试看。”智闲很亲切地说：“请你老人家吩咐。”灵佑禅师沉默了良久，然后向智闲说：“我不问你平生所解，经卷册子上的事，只问你父母未生汝以前的事，道一句来。”智闲听了，沉吟半晌，他陈述了几个答案，灵佑禅师皆摇头不认为对。智闲说“学人所答，既不蒙印可，那么，请和尚开示！”灵佑禅师说：“我不能为你说破，说破了只恐怕你将来会骂我。”智闲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作礼谢罢，回到自己的房间，翻遍了诸方长老的语句，却寻不出一个适合的答案来。他叹了一口气说：画饼不能充饥。于是，烧毁了所有的文疏，自己发了一个誓愿：“算了，此生不学这些了，且作个长行的粥饭僧，免得役心神罢。”于是，他背着行李，哭着向沩山辞别，行脚到了南阳。他到了南阳，看到慧忠国师曾经弘法驻锡过的地方，已是荒凉成为一片废墟，他很爱这片遗址，因此就在那里搭盖了一间茅蓬，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似乎是很安闲的在这里用功。有一天，因为他在菜园里锄草，检出了一片瓦砾，远远地扔向竹园。正好瓦砾击中竹竿，“铿”的一声。智闲当下顿然大悟，不禁开颜含笑，急急回到茅蓬，沐浴焚香，整衣服，远向沩山作礼，默默地感谢灵佑禅师说：“和尚大悲，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怎么会有今日的事情呢？”他随即作了一偈，以表达自己的证悟。他的偈语是：“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这就是宗通，也就是六祖惠能一系下，南宗的顿悟。

　　不过，仰山慧寂禅师听说智闲开悟了，但对于智闲禅师的悟境还信不过，因此曾经借着机会去试探他。智闲禅师说：“去年穷不比今年穷，去年穷无立锥之地，今年穷，连锥也无。”慧寂禅师说：“如来禅，许师兄会；祖师禅，尚未梦见在。”这对我们来说，如像对着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了。

　　现在佛教各种刊物，谈禅之风很盛行，想当然也都是过来人。但是，就我们所知：禅有证悟和解悟的不同。证悟，如禅宗史上的那些古来大德，禅宗的祖师，他们都是过来人，我们不敢妄谈。至于解悟，我们如果能多看点经论和语录，再听听讲，对于“性理”是可以弄通的，也有人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假如有人问：“如何是西来大意？”不妨告诉他：“干屎橛，麻三斤。”但三十夜到来，债主临门的时候，却派不上一文钱的用场。

　举个例子说呢：大家知道，当年北宋的大学士苏东坡，他自己承认是五祖山戒演禅师再来，他的诗、书、画，都是上乘，尤其是学问渊博，出言成章，是一个风流才子。他曾经游江西庐山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又有一首诗：“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即事显理，都是最好的禅机。

　　可是，他在六十六岁那一年，在江苏常州生病了。当他在弥留的时间，径山惟琳禅师凑近他的耳边，叫他：“苏学士！苏学士！西方不无啊！”苏东坡将手按住自己的胸口，点点头说：“西方不无，就是这里着力不得。”可见修行想成就是很难。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从贪、瞋、痴、爱、人、我、贡高的，这些烦恼恶习，在某些境界上，留心省察能不能减轻。能减轻就是进步，如果不能减轻的话，就得自加策励。所以，禅宗的德山棒，临济喝，在大机大用方面，固然另有说法，在针对学者的习气方面说，未尝不是折磨的大手眼。

　　现在谈到“说通”了。“说”，是指语言文字来说的，也就是通达教理。教还是言语文字，言语文字是用来表达理性的工具。可是，理性不通，言教的部类系统不明，既不能发之于口，又不能笔之于书，这就要被人讥为哑羊僧了。反之，则为宗说兼通，那就是佛门的全材，够得上称为全材的高僧，必定能“理事”双“融”。“融”是融会贯通。因为事有千差，而理则一味。例如清凉国师在《华严大疏》序文里说：“理随事变，一多缘起之无边；事得理融，千差摄入而无碍。”所以，教典弄通了以后，或者在研究教理的时候，还得要用禅观的功夫，从内心上求真实的印证。例如赵州从谂禅师曾经说过：“禅和子，若肯静坐三十年，如不开悟，斫老僧头去。”赵州的话，不能算是错的，肯下一番功夫，一定会有收获。　　

还有，通宗的人，没有一个是不通教的。因为，三藏教典都是从佛陀大智、大悲心中流露出来，心外无法，心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以唐朝的永嘉大师说过：“但得本，不愁末。”宋朝理学家也说：“六经皆我注脚。”未尝不是出自佛教。通教的人，未必通宗，但至少还懂得教义，可以派去传布佛教，是有用武的场所。宗门中，如死执禅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因而有“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的口号。殊不知这是“正恁么时”，不要在语言文字上著眼的教诫。不是教我们摒弃三藏。正如清凉国师在解释华严法界三观的“真空绝相观”中，所说的“行起解绝”，就是指示我们修禅观的路头，而“解绝”，正是“不立文字”的意思。如果死死执著古人言句，而不能融会贯通，这就叫做执事废理了。

　　“破我执，第一功”：我，有“人我”、“法我”之分的，“我”，是主宰的意义，所以又叫“我”、“法”二执。这是学佛者最大的障碍。“人我”，是执著于自身之中，有一个永恒的我存在，由于有“我”，势必要求“我”受用的法，或拒绝于“我”，有损害的法。因此于人于法，皆以为是实在，所以叫“人我执”和“法我执”。

我们这些众生，因为有了执障的关系，关闭了智慧之门。所以，经论中经常拿高山来比喻执障。高山的北面，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学佛，要破我慢的高山。破了“人我执”，就是声闻和缘觉；破人我而分分兼破“法我执”为三贤、十圣的菩萨；二障永断，那便是佛，所以说“破我执，第一功”道理就在这里。《三字经》中又说：

四句离，百非遣，妄念消，真性显。

　　我们修学佛法，要有次序，更要有目的，不然的话，那便是无的放矢。这四句经文中的第四句“真性显”，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也可以说上三句是因，第四句是果。现在，先从第四句讲起。“真性”，一真法界性，就是我们的心。就是《三字经》最初的“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为法界”的法界。就是一切众生身心的本体，先天地而不生，后天地而不灭，所以名“真”；在有情的众生，名为佛性，在无情的事物，名为法性，所以名“性”。性即是体性。

　　“真性”，我们是从无始以来，为无明所染，起贪、瞋、痴，造杀、盗、淫，循业受报，所以众生在六道轮回之中，永无了期。好像太阳为乌云所遮盖，虽有光芒，却放射不到地面上来。

　　我们可以问：“乌云，是地气上升凝聚而成，终有消散的时候。但无明是从哪儿来的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无明无始。“无始”既没有初生的时间，也没有初生的方所，是幻生，还归于幻灭。由于我们不知是幻，所以就有“四句”和“百非”的种种“妄念”随之而生起。不彻底的宗教教义，或古今中外的哲学，对于宇宙万有及其对本体的猜测，不外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四句。或以常、无常、有边、无边来说，都可以成为四句。在佛法上讲，有是增益谤；无是减损谤；亦有亦无，是相违谤；非有非无是戏论谤。一真法界性，不属于四句，所以要“离”。

　“百非”：是上面的四句，每句可以演成四句，就成为十六句，十六句中有过去、现在、未来之三世，便成四十八句。每句分已起、未起，成九十六。加根本四句，就是百句，这一百句，一一皆无实义，而人我、法我二执，都是因此而起，所以说百非（无一是处）而一定要把它“遣”去。

　　四句既离，百非亦遣除了，那么自心的“妄念”不消而自消，“真性”不显而自“显”。综合这十六句经文，我们可以分为四段：学佛者至辨邪正的八句，是告诉我们修学的次第和门径。宗说兼通，破除二执的四句，是修学的重点。“离四句，绝百非”则是修学的造诣。“妄念消，真性显”自然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果证。

这里还提出了渐顿的两条路，是说：如果是初心凡夫，一定要经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渐次，经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修学。至于上根利智的离念之机，就不同了。例如“心有也，旷劫而为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觉岸”，就是禅宗顿悟的提示。我们以为《圆觉经》上“知幻即离，不著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的说法，更合得上是顿悟的顿门。

现在讲全文的第九大段：叙述古德。“古德”，是古时候有德学的人。作者既已劝导我们向学，又举出好几位可以作模范的“古人”，“叙述”他们治学做人的经过，作我们的榜样。《三字经》中说：

古之人，行履笃，言不诳，心不曲。

这四句，可说是本篇的开头。是说：“古”时候的人，“行履”敦厚而“笃”实。在“言”语上是“不诳”不妄；在“心”理上是分毫“不”许弯“曲”的。因为心为一身之主，发之于口，则为言语；发之于身，则为行动。可是，心不是物质，更没有形象，哪能有什么弯曲呢？这只是借着物质来形容罢了。那么！什么是心理上的弯曲呢？就是心上有了贪、瞋、痴、慢的根本染污念头，我们就会掩饰自己的短处，庇护我们的私心贪污舞弊、舞文弄墨。大的则是损毁了国家民族；小的则是个人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这都是心地不光明发挥出来的恶言、恶行所招致的后果。所以，《维摩经》中说：“直心是道场。”“直心”二字，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心为言行之根本，心直则言行必定也直；言直行直，自然就会中规中矩。全文中第七大段的第十小段：

《三字经》中说：

守清素，如慧开，竭尽施，不积财。

　　下面是介绍给我们的十位高德，而分为十类，并作个别简单的说明：

　　第一，“清素”类。“清”在这里是单纯指“不积资财”来说的。因为积蓄资财就是贪求无厌，贪就是污浊。“素”是寒素。素也是无颜色的白色。一个人，既然什么都不贪著，当然就贫寒，但身心却是清白的。“守”是保持。清寒贫素的人，必定生活很清苦，但能够耐得清苦生活的人，才能保持这种清德。

　　“如慧开”，这是举出一个人来做代表。“如”梁朝时候的“慧开”大师，他是江苏吴县人，住持现在江都县的彭城寺。他是一位讲经法师，很有名气。有一位豫章太守，姓名叫谢惠的，请他讲经，供养他很多的财物；又有一位晋安太守，姓名叫刘业的，知道他很穷，一次就供养他一万钱。慧开法师呢？他“竭尽施，不积财”。也就是：他能够将先后所获得的供养，一到手就随时分散给贫苦的穷人，自己决不积存丝毫而据为己有，等于现代做的慈善事业。

自洁者，如道林，入深山，远女人。

　　第二，自洁类。是洁身自好，众所周知这是一句成语。“洁身”是远离不应该接触的环境；逃避不应该攀缘高贵关系的人。所以，沙弥戒里就有“不歌舞倡伎，及故往观听，不捉持金银生像宝物”的戒条。这里举例子说：“如”同州人“道林”法师，他居太白山，道风很好。他的声名远闻，皇帝屡次下诏书，召请他进京，他都拒绝不去。尤其是为人所不及的，他躲“入深山”，人迹罕至的地方，以求“远离世俗的人”而自洁其身。

　　人，是感情的动物，而男女之间，有的人又特别重视感情，常常接触，就会由情感而生爱著，甚至有些会无所忌惮，终至玉石俱毁。所以道林他逃入深山，远离女人，这适合了老子《道德经》上所说的“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格言。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固然是洁身自好，也是唯一的办法。假如有一个机会，使你避免不了，而见到了可欲的事，你的心还是要乱的，因为这是以石压草的方法。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必然的现象。人不动欲念，是不会来人间受生的。而男女间的关系，又是繁殖人类的要素。同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身，一到了发育成长的时候，这与生俱来的染污观念，会因生理的冲动，而发之于行动，决不会因你的逃避而消除。所以，佛教认为这也是生死的根本之一，我们出家要受戒，必须要年满二十，让你在有了这一感觉之后，自己认为这是染污之行而自愿放弃。然后，教我们理解观察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心是恶源，形为罪薮。更进一步，专修不净观，观照五脏的不净，一肚的腥臭污秽，用这些来理解、观察来慢慢克服它，然后，就会不断而自断。所以，“洁身自好”这一规律，应该是因时、因地、因人而运用它。

尊师者，如道安，服苦役，心自甘。

　　第三，尊师类。韩愈在《师道》里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来以天、地、君、亲、师同称为五大，“师”之所以应受到“尊”重，就是在传授我的道理，解除我的疑惑，我从而受业。至于出家的师父，更是法身父母，尤其是应该受到“尊”重。“如”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位“道安”法师，十二岁他就出家了。但不幸的是其貌不扬，而其智性是聪明绝顶。他的师父看到这小孩非常丑陋，很不喜欢他，常常叫他“服苦役”。据传说，道安一天要干很多活，他“心自甘服”却毫无怨言。不过，日子久了，他感到枯燥，就向他的师父要求，借给他一本经书来读，师父拿了一本书给他，他如愿以偿，利用有空的时间来读，读了就过目不忘。

　　第二天的上午，又他该去干活的时候了。他将昨日取去的经书交还给师父，请求调换一部书！他的师父惊奇地瞪着一双眼睛说：“难道你已经读熟了吗？”道安说：“读熟了。”他的师父说“你背诵给我听听！”道安真的一字不遗地背诵了一遍。他的师父叹喜说：“这孩子，天性的聪明！非我能教！好罢！这里仅有的经论，你自由拿去念好了，待我为你访求明师，让你去游学。”

　　道安于是乎一面干活，一面读经，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后来佛图澄来到了中国的北方，而北方的政权，落到石勒、石虎弟兄俩手上。石氏兄弟本来都是胡人，他们俩却很尊重佛图澄，因为佛图澄的感化，很多人受他的教化，而免除了死罪。道安法师因仰慕佛图澄的道德大名，马上前来亲近。以他那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天才，自然被佛图澄看上，很快登堂为入室弟子，道安法师后来在佛教史上占有一页，而且净土宗的初祖庐山慧远大师竟然是他的弟子。

　　这里不是对道安法师学术、道行的成就来加以表彰，而是侧重在道安法师的童年，有绝顶的聪明，但是，他不骄傲、不怠惰，绝对尊崇师父的教言，照常干活，日后才有大成就。